广东科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肇庆专业律师,现执业于广东科业律师事务所，执业以来，坚持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敬业勤勉、诚实信用” 的服务宗旨，精益求精地承办每一项具体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独到的诉辩思维、娴熟的诉讼技巧、精湛的辩论技能和自如的法庭发挥以及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广大当事人的高度赞许。
案情：2004年4月，某市工商银行人事劳资科科长李某受他人的请托，通过该行贷款科科长王某，为该市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水泵厂贷款48万元，李某向水泵厂索取好处费3万元。
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虽然借帮助他人贷款之机索取好处费是非法的，但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贷款之事与其本人职务没有任何联系，因而不应以受贿罪论处。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系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但利用本人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该行贷款科科长王某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以好处费的名义从中索取现金，已构成受贿罪，应予以惩处。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收受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认定本案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有观点认为：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因本人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能够制约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包括横向的制约关系和纵向的上下级之间的制约关系。没有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上的行为，索取或收受财物的不能体现利用职务之便的特征，不宜按受贿罪处理。
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如果把“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仅仅理解为某国家工作人员对另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制约条件，强调索取或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对直接利用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关系，实质上等同于该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了本人职权，应该直接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就显得没有必要。第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与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单纯以亲朋关系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有本质不同。因为前者毕竟利用了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违背了公务人员的廉洁义务。第三，单位内部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即使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存在一定的工作联系和影响。利用这种工作联系和影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也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客体，所以这种行为应当包括在“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之中。综上，笔者认为，本案中李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构成受贿罪。
张现明 魏红娇 杨俊超
对大案追究的不彻底及集体腐败现象的不断涌现，催生了将惩治集体腐败写入刑法这一提议。而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理集体腐败案件时，并不是将群体作为犯罪主体来对待，导致将集体腐败提升为法律概念或纳入刑法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追究是一项对于重大事故或事件进行追查的制度，包括追究和后果的承担这两个环节。这一制度早已有之，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度的建立，则是在;非典;之后。
问责制度在实践中的不完善催生将集体腐败写入刑法的提议
其实，在实践中，追究制度执行的并不彻底。对于落马官员的贪腐行为，或重大决策错误，或重大事故、事件的发生，追究往往到直接人那里便止步，至于;谁提拔的;，;谁考察的;，;谁投赞成票的;，;谁监督的;，;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为什么没有人反对;等疑问没有人提出，也不追究。所以，在一个地区或同级岗位的官员连续落马也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如2006年9月湖南郴州发生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等;群蛀;案，该案涉及包括市长、市委宣传部长等几十名官员，及当地政界商界158人。2008年 4月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落马，他因9年敛财6800万元而成为;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又如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在位时卖官，在他调到省里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省人事厅厅长后，马德接替其位效仿之，之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大案追究的不彻底及集体腐败现象的不断涌现，为人们揭示出了问题的严重性。集体腐败具有组织性、预谋性、多样性、欺骗性、复杂性的特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案件的发生令人惊叹，催生了将惩治集体腐败写入刑法这一提议的出现。
将集体腐败提升为法律概念或纳入刑法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在群体性的牟利活动中，看起来公权力的运作不是单纯为个人牟利，但是事实上，在群体联合作案的情况下，群体获得的利益最后总是能分摊到其中每一位个体成员，个体因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而最终分享到组织;赢利;的一汤半勺。就在散兵状态中作案的个体而言，虽然他没有加入团伙或依靠集体的力量，而只是单枪匹马地悄悄地在某一领域获利，但是他却因整个群体腐败所烘托的风气而获得了一种安全作案的环境;他可能并未卷入某一案件之中，却很可能在清查这一案件时被牵连出。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含义之一即是指此情景。
对大案追究的不彻底及集体腐败现象的不断涌现，催生了将惩治集体腐败写入刑法这一提议。而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理集体腐败案件时，并不是将群体作为犯罪主体来对待，导致将集体腐败提升为法律概念或纳入刑法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追究是一项对于重大事故或事件进行
;泥;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前腐后继;现象不断，造成某个地区或部门腐败现象;颇为严重;的视觉。它不仅表明该领域权力制约机制的严重失缺，而且意味着该领域内腐败机制的形成。因此，彻底清除腐败机制，就成为消除;群蛀;现象和;前腐后继;现象的价值取向。
集体腐败行为的后果损害了公共利益，置身于腐败群体中的成员必须为之付出代价。现实中，对于;法人犯罪;的惩治往往以对法人代表的处罚为结果，由于法律上的惩治最终总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体，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理集体腐败案件时，并不是将群体作为犯罪主体来对待，而是分别审理其中所聚合的不同案件，或根据团伙案中每个个体于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起的作用进行处罚。正是这样，欲将集体腐败提升为法律概念，或纳入刑法，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群蛀;现象不断发生，;一查到底，穷追不舍;精神成为问责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反腐实践表明，集体腐败现象总是发生在宗派圈子、裙带关系和官商勾结中。在各种权力的层层袒护下，已有的任何监督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于是，尽管个人品质不好，或有种种腐败迹象的显露，尽管有群众的不断举报，或许多恶行劣迹甚至已成为社会的公开秘密，其传闻在民间不胫而走，也无济于事，此时即便存在着各种监督制度，也显得乏力。;群蛀;现象暴露出我们某些管理制度本身的漏洞、用人制度的缺陷和日常监督制度的乏力。所以，现在更为重要的不是还要制定多少监督制度，而是应对这些年的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提高诸如社保基金之类财产管理的透明度，并使日常的监督制度真正地运作起来。
惩治力度的不足和不均影响了惩治的效果。以往，当案件发生后，主政官员们抛出一句;集体决定;后便把该负的推得一干二净，以致失误竟然成了负责。正是因为追究制度的缺位和执行不力，那些失误的决策才能够出台，集体腐败的现象也才会发生。某些导致多人甚至上百人死亡的事故、事件，最后直接人没有受到法律的严厉惩治，或只受到较轻的法律追究，如;克拉玛依大火事件;、;密云踩踏事件;、;程维高腐败案;等。因此，追究的过程应规范有序，有一整套追究程序可以执行。还应该建立说理机制，给被追究者有说明情况和为己辩护的机会，这不仅有助于查清问题，使人心服口服，而且有利于发现隐藏得较深的问题。
对大案追究的不彻底及集体腐败现象的不断涌现，催生了将惩治集体腐败写入刑法这一提议。而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理集体腐败案件时，并不是将群体作为犯罪主体来对待，导致将集体腐败提升为法律概念或纳入刑法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追究是一项对于重大事故或事件进行
同时，惩治应严厉。对于违法和犯罪者决不可以党纪代替政纪和司法判决。;官当抵罪;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的特有现象，现代中国的法治应严格做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等法律之上的特权。目前对于腐败犯罪者的惩治并未始终体现;严;，对于某些腐败犯罪官员的惩治给人以;网开一面;之感觉。;死缓;判决出现频率偏高自然有其深刻意味，它除了表示对积极退还赃款减轻国家财产损失和;有重大立功表现 ;人员的;从轻;原则外，还表现出我国刑法将向;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过渡的趋向。然而，实践中，从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减刑或保外就医;出狱后东山再起;的服刑前后历程，虽然体现了刑法学上;社会复归论;的精神，但是也使得;严惩;成为一句空话。